李昇明

阅读(627) admin 2017-02-22

       中国人把聚居地普遍称为城和乡。之所以产生小镇,是因为在乡村的交通要道附近形成了商业中心,或者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形成了产业中心,也有境内外的茶马古道驿站形成了服务中心。这些小镇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处在一个自在的阶段。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进行商品统购统销的试验,导致小镇衰落了;后30年经过了一场工业化的洗礼,小镇走向了一个自觉阶段。

       如今,特色小镇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投资。小镇发展的驱动力发生了改变,不同于过去自然生长的概念。然而,特色小镇不是一场资本的角逐游戏,它将无可避免地直面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变迁。本文将从三个角度阐述小镇:完成了的传统小镇、工业化中的小镇和未来美好的小镇。

      完成了的传统小镇

       自古以来,小镇是生长出来的。从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历史来看,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社会,也是自治的社会。一些地方形成了人口规模成千上万的小镇,同时取代了乡的名字。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家乡苏州市吴江县(现为吴江区)作过有关村子和小镇的调查,证明村和镇是一体的。他以开弦弓村和震泽镇为例,认为主要的商品交易发生在小镇里,村民委托水乡的航船代购代销商品。

       当时的吴江县震泽镇和盛泽镇有分工合作,前者生产蚕丝、缫丝;后者专营纺织和交易丝绸,成为太湖周围的一座丝绸古镇,人口达3万人,拥有丝绸商会,供奉先蚕祠(祈求丝绸业风调雨顺的公祠)。除了打官司以外,盛泽镇的居民平时不到县城去。盛泽镇的建筑格局保持着江南的民居风貌,大大小小的河流与街道相依相伴,形成双棋盘格局。保留下来的许多老街道反映了当地居民当年的富庶生活。在我国四大丝绸古镇中,盛泽镇是唯一不依靠城市和官府的力量,而是凭借地处江浙交界地的地理优势,以民间丝绸业的聚集效应,拥有了丝绸古镇地位。吴江县地方志记载,人文重镇盛泽镇曾享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盛誉,还培养出进士22人、举人77人。

       江浙地区的小镇特别多,仅吴江县就有七大镇。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派发起人派克教授看来,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世界上独特的、古老的和唯一完成了的文明;北京古城也是完成了的文明,每个人清楚自己的分工,也清楚如何做人做事才是最合适的。一切中国的东西、器具、习俗和制度,无不极正确地互相适合。派克教授还警告西方人,没在中国住上20年,不要随便写评论中国的文字。日本社会学家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进行了对比,认为印度佛教影响了中印边陲的藏区。进入中国汉人生活的区域后,佛教的文字表达变成了唐三藏版本,且影响了日本。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其生丝产业后来者居上,在国际市场上冲击了盛泽镇。

      工业化中的小镇

        江浙的小镇没有在工业化中缺席。早在民国时期,社会学家费孝通还在青年时期就判断,中国南方乡村是社会财富的历史沉淀层,拥有传统的乡村工业,未来可以发展成为民族工业。20世纪30年代,盛泽镇在获得苏州西门子电厂的供电后,购买机器,改进传统丝绸工业,拥有的纺织机数量占整个苏州的一半。1949年至1979年,实行集体化改造之后,盛泽镇丝绸工业向上集中到苏州市。盛泽镇原有的私营丝绸企业改制为国有工厂,丝绸产量不升反降,人口向上和向下分流。1984年,费孝通在经过实地调查后,主张放开对乡村工业的限制,出台促进中国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重现盛泽镇等地的活力。之后,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地区的小镇普遍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形成苏南模式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3

       浙江乡村工业发展走的是不同于集体经济的另外一条道路。最具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家庭工厂+市场温州模式。这种模式在乡镇建立一大批专业市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广东省毗邻香港,接受香港工业向珠江三角洲区域的辐射,形成三来一补外贸加工的工业化小镇,再加上乡镇企业、私人企业活跃的小镇,总称为珠江模式。福建省是典型的侨乡,与台湾同胞的关系密切,一度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小镇也比较活跃,初步具备侨乡模式的形态。从结果上看,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4省活跃的私营经济,奠定了这些地区可以与当时亚洲四小龙竞争的实力。1990年后,山东临沂地区也出现了一批工业化小镇。改革开发放30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小镇从自在走向了自觉,但由于只注重经济发展,不注重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个自觉是不完全的。

       2003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大城市的潮流,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对集中,主张发展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开发区,对外吸引外商、港商、台商,对内吸引小镇的私营企业。小镇享受不到优惠政策,除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世界工厂以外,大多数小镇的发展势头不如以前,或者停滞不前。仅仅过去了10年,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大城市病,发展小镇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

      未来美好的小镇

       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提出发展1000个特色小镇后,各省涌现出一股制造小镇的冲动。这是小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特色小镇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小镇的居住者们能否实现文化自觉。经济发展指标固然可以5年或10年进行一次评估,但文化和文明是很难这样评估的。建设未来美好的小镇,需要让文化回归其位置,围绕人的生活需要去建设,小镇的定居者(包括本土的和外来的)需要在小镇文化建设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以下摘其要点讨论三件事:

       一个不能吸引青年的小镇是没有未来的。未来在于青年,他们有着新的生活习惯,且逐渐地体现新文明的形态。在所有的项目投资评估中,必须增加一个吸引青年的评估体系,即:能否创造城市与乡村价值的平衡、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平衡、居住和事业的平衡?相对于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和环境嘈杂,小镇可以让人们拥有传统的庭院生活, 拥有亲近自然的宁静生活。小镇应该发挥自己在创业和居住条件方面的竞争优势。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需要重视小镇出现社会组织弱化的现实。小镇的本土定居者和外来定居者,很可能没有处在同一条现代化轨道上。当务之急,需要尽快地给小镇的人们提供新的社会制度,让小镇的个人、家庭和社会形成规律的互动。同时,小镇要围绕民间信仰建立一套适合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小镇应把传统的文化请回来, 赋予新的生命,培育新儒家文化。

       每一个小镇的发展都需要一位卓越的带头人。这个人受小镇居民的拥戴,起到乡贤的作用。中国需要民国时期张謇和卢作孚那样提倡实业兴国和教育兴国的社会企业家。他们把企业盈利用于家园和社会建设。如果他们只专注于个人财富的积累,那么就很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他们在小镇就什么事情也推动不了。这位带头人不分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的定居者,与小镇上的人们组成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唯其如此,才能开始描绘小镇的未来蓝图,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建设美好的家园。不再忽视文化,不再是忽略本土定居者,不再走过去的经济单行道。一个有活力、有魅力的小镇社会,必然是互相契合的有机生命体。不要照抄外国的经验和模式,要有文化自信、自觉和自尊。要明白,中国是中国,有中国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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